毛选第五卷提到的一桩“强拆案”

龙田有雨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一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很好奇这里提到的修建机场一事发生在河南哪里，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兜兜转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7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103-104页找到这样一段内容：

这里的概括跟毛选那篇讲话稿中的概括一致，看来这事发生在河南省长葛县，时间则是1953年。

于是我又去查了三联书店1991年出版的《长葛县志》，书中“大事记”部分的1953年一节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这里的记载再次证实了毛选第五卷的那段记载，而且内容相对详细了一些。然后我又在网上查到了一段据称是时任长葛县委书记马云生的回忆：

1953年3月初的一天下午，中共许昌地委筹建机场指挥部指挥长李振农在长葛县和尚桥（今长葛市城区）区政府与我共议国家在和尚桥区时庄建飞机场一事，我表示坚决拥护、大力支持，同时请求李指挥长给我三天时间，等我做好群众工作后再宣布。李振农说：“你先不要做工作哩，省里已经定了，中央军委还没批下来，等军委批下来后再做群众工作也不迟。”

3月8日，中共长葛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主要内容是：1、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问题；2、1953年全县农业生产计划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问题；3、开展《婚姻法》运动月。15日下午会议结束后，县委委员分赴各区包点去了，我因患感冒留在机关。就在当天下午1时，修机场的勘察人员和保卫人员既不给地方党、政部门打招呼，又不与群众商量，就开着两辆汽车拉着器材和桩标到了时庄。他们一进村就号房子，并在地里打起桩标来。因为县里还没有向群众宣传动员，群众先是莫名其妙，继而得知要在这里修飞机场，就慌了手脚，时庄的党员、干部从县里开会回村后看到这种情况，个个垂头丧气，纷纷埋怨这么大的事县里也不给他们说一声，对村里工作干脆撒手不管了。

当晚县委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派县长王涌带领20名干部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王湧到时庄后，没有对工作做具体安排，就到许昌县参观学习那里修飞机场的经验去了（编者注：这县长严重渎职啊）。他从许昌回来时少数群众已经在村里闹起来了，在那里工作的同志有的已经挨了打。在群众中还流传着一个谣言，说：“这里是北京的南大门，一修飞机场，这里的群众就得搬家到新疆沙漠地带去。”王涌县长一到时庄就被群众包围起来，并向他提出不同意在那里修机场的要求，叫他答应。王涌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便说：“我向上级提意见，可以在大周区的岚川府一带修机场，但须经过中央批准，要五天时间才能答复。”群众说：“县长说得对，我们拥护，不打县长啦。”当天夜里,他们就串联涉及修机场的二十多个村庄的群众约一万多人，打着灯笼火把，扛着枪，整整闹腾了一夜。

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通知武装部抽调两个民兵连，一方面把好城门防止有人进城（当时的长葛县城今为老城镇）闹事，一方面看护铁路以免影响交通运输。当夜12点，修机场的同志也向郑州飞机场打电话，调来一个连的部队。许昌专署公安处处长周纲同志也带领40名公安人员到了和尚桥。

19日，群众闹的劲头更大，上午将区委副书记赵坤祥同志撕扯了一顿。20日上午11时，时庄的群众已经把修机场的保卫人员围困在一座楼上，还扬言要放火把楼上的人烧死。有关负责同志打电话给我通报了上述情况，还说准备武装包围时庄，必要时就开枪打。我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我说：“他们说烧楼是吓唬人哩，长葛的群众不会烧楼。”

第二天早上，我带病前往和尚桥区政府，遇到了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史向生同志，王涌县长也在场。我准备带通讯员到时庄村去做群众工作，为了我的安全，史向生部长建议用我的名义写封信，让群众派代表来和尚桥商谈。

群众接到我的信后一念，有的说：“马政委（当时习惯称书记为政委）来信了，让我们派代表去商量。”有的人却煽动说：“叫谁去？要去都去，要不去都不去”。随即群众一齐拥向和尚桥，其中时庄村的持枪民兵开了四枪。当行至离铁路很近的地方时，我们的武装人员向天空鸣了几枪，冲过来的人立即趴在了地上。这时有人煽动说：“他们是向天空打的，不敢打我们，冲啊！”当人群冲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时，武装人员无奈，只得朝着人群前方的地面开了几枪，有四个冲在前面的人腿部被打伤。后边的人见前边有人倒下了，才一哄而散。当时我正在与中共许昌地委组织部部长刘坪同志通电话，听到枪声，我说：“刘部长，打起来了，我们不讲吧！”说完就放下了电话，奔赴现场。四个受伤的年轻人正躺在地上，一看见我就哭着说：“我们不来，非叫来……”我一方面对他们进行安慰，一方面安排担架把他们送往县医院治疗。

22日，河南省公安厅的胡处长、许昌行署马金铭专员等领导先后对受伤者进行慰问，并送去110万元钱（旧币），从而初步稳定了群众的情绪。

为了做好善后工作，我立即通知下到各区的县委委员到和尚桥区参加县委会议。会上要求每个委员都要深入到出事的大村去做群众工作，并强调：入村后首先向群众承认没有事先同大家商量的错误，向他们赔礼道歉；然后再宣传贯彻国家有关搬迁的政第；最后教育群众不要听信谣言、上当受骗，进一步稳定群众的情绪。

时庄是闹事的重点村，我就到该村去解袂问题。入村后，只见村里人十有八九闭门不出，即使在街上碰到一些老头老婆也是一个个装聋作哑、答非所问。我就对他们说：“错误在我们，你们大家没有问题，我们是来给你们赔礼道歉的。”这样一说，在场群众的态度变了，纷纷自动喊人出来向我问这问那。我把他们集中起来后，向大家当面赔了礼道了歉，并反复宣讲有关搬迁的政策。

群众一听，愁容都变成了笑脸，高兴地说：“马政委，昨天你咋不来？要知道政策是这样好，俺还闹啥呢？”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工作，各村群众的思想稳定了，抵触情绪烟消云散。

中共中央中南局得知这一事件后，派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率河南省纪委负责同志到长葛进行现场调查，我首先向他们如实汇报了情况。他们下去调查后，回来说：“老马说的情况属实，经过调查也是这样，研究处理吧。”他们提出名单要处分三个人，即李振农、周纲、王涌。我首先表示同意这个处分决定，因为打伤了人，这三位同志受处分也是应该的。同时我又提出了个人的意见：“在县里我是班长，王涌是副班长。县里出了问题，犯了错误，只处分副班长而不处分正班长说不通，所以必须处分我。”他们不同意处分我，我则坚持不让，一时争执不下，他们说：“到地委定吧。”

在地委会议上，中南局的同志把要处分三个人的理由讲了一下，我仍然要求处分我。中共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说："我同意老马的意见，面为他是书记，应该处分他。但是我是地区的一把手，下也出了问题我也有责任，也应当处分我。”地委组织部部长刘坪说；“电话是我给老马打的。因为打电话耽误了时间，引起了这个问题，我也该受处分。不处分我，我也不同意。”这样，受处分的人就由原定的三人增加到六人。最后只得把六个人全部报上去，由上级来决定。后经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李雪峰同志批示：因修机场没有经验，一律不给处分。只把这一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在内部发了个通报（编者注：这跟修机场有没有经验一点关系没有，明明就是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结果一个不处分，毛主席估计是看了内部通报知道这个事情的）。

我所负责的时庄村，因修机场要搬迁的共计110户，500多口人，占耕地1100亩。安置的原则是：家里原有多少房到新地方还给多少房，原有多少耕地到新地方还给多少耕地，只能比原来的好，不能比原来的坏；新地方要经过搬迁户普遍看过以后而且都同意再搬迁。有安置任务的村庄要派车把搬迁户的东西拉去，其他各村的做法都是如此，全部搬迁工作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完成了，没发生任何问题。

这段内容倒是非常详细，但可惜的是，我没有查到具体出处，所以无法核实真实性。但通过这段回忆，长葛机场事件的全貌倒是非常详细了。

毛泽东用这个事件为例批判官僚主义，快七十年过去了，官僚主义是得到有效遏制了还是更严重了呢？

还是用老人家当时举例之后说的这段话结尾吧：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