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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批《人民日报》是二流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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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1 23:00: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下面这张截图广为流传,该报也由此有了一个“二流报纸”的绰号。虽然大家在使用这个绰号的时候颇含贬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当初毛泽东作此评断的时候,并没有恶意,更谈不上全盘否定。
图片1.png

此事的来龙去脉,可以从注释说起。

注释1说得很清楚:“这个批语写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大公报》的报头上。”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当日记载如是说:

4月26日阅四月二十四日《大公报》,写批语“乔木阅。《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大公报》第一版在“全力以赴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通栏标题下,发表题为《广泛深入地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社论。

根据这段信息,可知毛泽东之所以批《人民日报》是二流报纸,乃是因为该报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事情上的行为让毛泽东不满。

据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在《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中说,1957年6月7日,毛泽东找胡乔木和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到家中谈话,期间,毛泽东谈到了“政治家办报”,又说:

两个月前他曾经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他说他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

而前文所提到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好是毛泽东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主题,由此可知,毛泽东之所以对《人民日报》不满意,《毛泽东年谱》注释是属实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毛泽东对于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之宣传,是异常重视的,不然他也不至于因为《人民日报》对这次讲话没有重点宣传而不满。那么他的这次讲话又是怎样的一次讲话,他为什么对这次讲话如此重视呢?

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极为霸道蛮横地搞大国沙文主义,导致各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不同程度地产生不满,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东欧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各国对苏联的不满也逐渐更加明显且强烈地表现出来;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同程度出现了一些问题,再加上复杂的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冷战斗争,在此背景下,1956年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简单概括,一方面波兰、匈牙利与苏联冲突的爆发,另一方面是波兰、匈牙利两国内部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冲突的爆发,而两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煽风点火,则是火上浇油。于是,人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发泄不满,政府的应对失策,苏联的介入,更是激化了冲突。

10月19日,波兰事件发生的当天,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十月十九日关于波兰问题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苏共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21日,苏共中央再致电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为此,当天晚上,毛泽东即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会议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商谈波兰问题。

22日,中央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波兰问题。会后,毛泽东约见尤金陈述了中国关于波兰事件的意见。毛泽东说:

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苏联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的意见,23日,波兰事件基本得到解决。然而就在同一天,匈牙利又发生了暴乱。

据《毛泽东年谱》,经过数次会议专门讨论后,29日,毛泽东同正在莫斯科的刘少奇通电话,要其同苏联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

10月30日,苏联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并对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波匈事件逐渐降温。

事件虽然降温了,但毛泽东却并没有将此抛之脑后,经过反复思考,毛泽东觉得很有必要针对此事件写一篇文章。用毛泽东话说即是“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毛泽东为这篇文章提出了几个要点:

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的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讲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

经过数次开会讨论,12月29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刊发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针对波匈事件,文章首次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概念。文章指出,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解决首先服从于敌对斗争的总的利益,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对斯大林的错误的纠正,即属此类。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拿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也是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待斯大林,这就引发了世界性反共风潮以及波匈事件。

但此事依然没有结束。《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主要是站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针对波匈事件提出中共的看法和理论,侧重于“外”,但还有另一个严峻的方面,那就是“内”,正所谓“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因为当时东欧各国内部发生的一些情况,在中国也有发生。比如过分重视重工业建设,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建设,进而导致群众生活得不到改善。10月31日,毛泽东在同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时,基里洛克讲到波兰目前经济困难,必须削减基建投资,用这些财力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即说:

应该多搞些轻工业和农业。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正在注意轻工业和农业,重工业不能搞得太多。苏联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搞重工业的这条路,恐怕不那么合适。过去,批评资本主义国家,说他们是先搞轻工业后搞重工业。结果,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搞起来了,轻工业很差,人民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斯大林错误中,恐怕也要算进这一条。

1956年下半年,中国也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紧张的情况,而且领导工作中也存在官僚主义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请愿。农村发生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

不仅如此,在文化思想领域,“双百”方针提出后,文化知识界出现了各种声音,很多批判异常尖锐,其中不乏各种错误甚至包藏祸心之论。

而当时一些领导干部面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简单粗暴态度,更是让毛泽东忧心忡忡。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做总结性发言时说: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真正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1957年1月27日,在主持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时,毛泽东又说: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

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矛盾,避免波匈事件在中国发生,成为了毛泽东本人异常关心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有了192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这篇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该文用十二个小节,主要阐述了四个方面主要内容:

一是必须正确区分两类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毛泽东论述了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二是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政治上,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需要用民主的方式,具体为“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或者说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民族关系上,强调民族要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科学文化上,实行“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等等。

三是必须兼顾各方面的物质利益,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的一项原则。中国当时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仅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很低,只有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逐步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统筹兼顾,是对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无论是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生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

四是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认为,中国当时依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存在着某些官僚主义作风,这些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相矛盾的,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成长和发展,而且有可能威胁着党群关系的良好发展。因此,必须进行思想教育,进行反对官僚主义斗争。


毛泽东的讲话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尤其是对几天后的3月5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起到了强烈的鼓舞作用。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也成为了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委员们讨论的热门主题。再加上中共中央随即开展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在全国范围内所受到的关注度,可想而知。

然而如此重要的事情,其他报纸积极跟进,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却无动于衷,于是这才有了文章最开头的那一幕。其实在毛泽东对《大公报》下那段批语之前的4月10日,毛泽东就已经对《人民日报》作了批评。

毛泽东在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时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

但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作批评,并不是否定《人民日报》以及相关领导同志。

6月7日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那天即提到了这一点,并道出了良苦用心:

毛主席说,他当时说得严厉了一些,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这样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惊醒过来。

而且,在4月10日那天,毛泽还对于《人民日报》提出了改进意见: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第七、第八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6月13日,毛泽东再次找吴冷西谈话时候又提到了这四点改进意见,同时告知其中央决定调其前往《人民日报》以加强《人民日报》工作能力,同时继续兼任新华社工作。

据吴冷西回忆,临行时,毛泽东再次严肃地对他说,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然后又仔细解释。

毛主席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毛主席接着举例说,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他自己也有这个体会。他说到,他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他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他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然后,毛主席笑着问我:你怕不怕老婆离婚?我回答说,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毛主席接着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之后,吴冷西即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古人说,鉴古而知今,彰往而察来。回顾这段历史,不由喟然长叹。谁曾想,一甲子时间后,“二流报纸”竟成了流传甚广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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